孙卫国：历史书写与现实诉求——朝鲜王朝洪启禧《文山先生详传》考释

往期回顾

历史书写与现实诉求

——朝鲜王朝洪启禧

《文山先生详传》考释

内容提要 洪启禧系朝鲜王朝英祖朝重臣和主要史官，尽管任职多个部门，修史却是他一生的志业。英祖是朝鲜王朝在位时间最长的国王，当时朝鲜已臣服清朝百余年，但在性理学“华夷观”的影响下，朝鲜在文化心态上难以认同清朝，“胡无百年之运”的说法甚嚣尘上，英祖高举“尊周思明”的大旗，既扩建大报坛，又藉燕行使从北京购来文天祥画像，将文天祥画像崇祀于三忠祠。洪启禧是英祖朝“尊周思明”理念的宣扬者，在议定崇祀文天祥画像两年后，他主要以《文山集》中的材料为据，草成三卷本《文山先生详传》。以文天祥自撰材料，叙述他的生平经历，较之中国近代以前任何文天祥传部头都更大，对其生平事迹的叙述也最详尽。开篇就以梦等神秘事件的写法，强化文天祥的使命感，也借以表达该传的象征意义。该传不仅有助于对文天祥的了解以及《文天祥全集》的订正，也有助于深入理解清代中朝关系。

关键词 朝鲜王朝 洪启禧 文天祥 文山先生详传 尊周思明

　　文天祥(1236-1283)是中国历史上杀身成仁的代表、忠诚义士的象征，在宋、元、明、清等朝代皆颇受关注，有数十篇文天祥传记、年谱、像赞等留存至今，被刘文源编入《文天祥研究资料集》中。此书《凡例》说：“本书收录宋以后迄于‘五四’的有关文天祥的评述资料，包括正史、野史、文集、笔记、诗话、词话及谱牒、方志等。以求全为目标，资料不分巨细、异同，尽所见而录之。”全书分为“家世籍贯、生平事迹、师友部曲、散佚作品”四编。不仅囊括文天祥本人的资料，还兼及其家庭、师友、交游、著述，内容相当全面。但稍觉遗憾的是，该书只关注中国历史上文天祥的资料，没有涉及周边各国的相关资料。文天祥作为忠义代表，不仅在中国历史上有相当重要的影响，在周边国家朝鲜、日本、越南等亦受到广泛关注，也有相当重要的影响。因而扩展资料收集范围，考察周边各国相关资料，尤为必要。其实，20世纪前，有关文天祥生平最长篇幅的传记，并非中国人所写，而是朝鲜英祖年间(1724-1776)重臣洪启禧所编三卷本《文山先生详传》。从篇幅上来说，该书是中国古代任何一篇文天祥传都无法比拟的。尽管当今中国学术界有关文天祥的传记、学术论文、年谱、文集的研究论著相当丰富，却无人提过该书，至今仍不为国人所知。笔者试就该书相关问题略作探讨，以向学林推介，并力求丰富对文天祥的认识。一、洪启禧的生平事迹与修史经历
　　洪启禧(1703─1771)，南阳人，字纯甫，号淡窝。英祖十三年(1737)三月文科及第，为文科状元，从此走上仕途。他从低级文官开始，历任多处地方官吏、承政院承旨、备边司提调、掌管成均馆的大司成，也多次担任过兵曹、刑曹、礼曹等判书，最后官至判中枢府事、奉朝贺、领敦宁，是英祖重臣。无论是在朝为官，还是主掌地方，洪启禧都颇有政绩。同时，他还担任过通信使和燕行使，出使过日本和中国。在他仕途生涯中，不数年就改换一个职位，甚至一年数迁，深受器重。尽管他的职位总是在不断升迁之中，修史则贯穿着他的一生。洪启禧早年为日记厅堂上官，掌管补修前朝日记数百卷。他一生都承担史书的编纂工作，经常被英祖任命主持修订、校正相关史书。因此他既是一位重要官员，更是一位重要史家。正是他史官的身份，为他编纂《文山先生详传》提供了契机。作为史官，他主持过英祖年间几件重要的修史工作。　　第一，担当日记厅堂上官，主持补修仁祖癸亥(1623)至景宗辛丑(1721)日记。英祖二十二年(1746)初，洪启禧被任命为日记厅堂上官，他发现有多部日记被烧毁。从宣祖壬辰(1592)到景宗辛丑(1721)近130年的日记，一共1,796卷，被烧毁1,793卷，他遂上奏国王，请求补修。考虑到各方面的因素，朝廷决定从仁祖癸亥(1623)开始补修，之前的日记则没法再补，其上奏得到批准。在广泛搜集“私家所储朝报”基础上，经过一年多的努力，英祖二十三年(1747)十一月完成了补修日记548卷。洪启禧主持补修日记，雷厉风行，收效甚著。当时他为官方九年，已充分展示了其史家才干。第二，英祖朝多次编书，均指令洪启禧主持编纂事务。他主持编纂与改订过多部书籍，主要有《均役事实》《浚川事实》《均役事目变通事宜》《国朝丧礼》《国朝丧礼补编》《海东乐章》《明史纲目》《经世指掌》《朱文公先生行宫便殿奏札》《寺谷录》《沧桑录》《北汉志》等。传说他从北京购得《几何原本》，亦说洪启禧将朴性源《华东正音》和郑忠彦的《三韵声汇》攫为己有。经、史、子、集四部类，他都有相关著作传世。　　当朝史编纂，英祖也每每指令洪启禧主持。英祖朝中党争激烈，英祖三十一年(1755)初，设立纂修厅，编纂《家礼源流》，“历叙己巳(英祖二十五年，1749)以后逆论源委，堂上洪启禧纂辑凶党疏章事实颇详。”此书难免党同伐异，反对者不满，遂向英祖告状，英祖听信其言，对洪启禧主编的这部书提出批评。洪启禧只得上书解释：“臣于纂修事，本有微见，窃以为‘著书垂世，自是在下之事；恃此阐义，实非有国之体’。及臣承命编摩之役，已难中辍，随分效力。伏闻重臣以臣多所添入于册子，一世震惶云。此书关系至重，诸堂商确头绪，略定中草之役，臣实监董，略行修改，梳洗未半，重臣遽以罪臣，实非臣意虑所及。”但未获英祖谅解，反而被指责为结党营私之行为。九月二十一日，罢纂修厅，此书遂废。次年闰九月，英祖以赵观彬、尹凤朝、洪启禧、尹汲四人为党魁，将他们放归田里。可见，当时修史并非纯粹学术活动，也是朝中党派政治斗争的一种形式。英祖三十三年(1757)正月，召回洪启禧为左宾客，十二月洪启禧上疏说：“列圣志状事实，字句多舛谬处，肃、景两朝志状亦宜追刊，请厘正添修。”英祖遂命他主持增修校正“列圣志状”。英祖三十四年(1758)二月初五日，洪启禧将其所刊行的孝宗与宋时烈御札，进奉国王，英祖命藏之史库。且指令洪启禧取代李成中，掌管史馆机构春秋馆，并令他前往江都史库，查考列朝实录，以备修史之用。《英祖实录》论曰：“启禧衒才喜事，凡国家典礼及政务无不参涉，自以未经翰苑，每愿一见秘史。至是，以考出实录为辞……使其子弟传写史书，凡典章事实之不当援据者，多所归奏云。”可见，在当时人看来，洪启禧有志于编史，总是想方设法搜集史料。史库所藏实录，原本不允许查阅，即便国王也不能随便查看，英祖竟然让他去看，“时启禧往江华史库，考出列圣实录而来矣”。因此，他很容易看到宫中藏书、朝中档案，客观上为他编纂《文山先生详传》提供了诸多方便。此处言“使其子弟传写史书”，可见有一帮年轻人协助他。这样也就容易理解，为何即便他有那么多官职，日常事务相当繁琐，但他的著史活动似乎并不受影响。洪启禧几乎涉猎当时各类书籍的编撰事务，是朝鲜英祖中后期主导官方修史的主要人物。　　第三，晚年主持朝鲜史家李玄锡《明史纲目》的修订。英祖四十七年(1771)六月，有朝鲜文臣发现明清史书陈建《皇明通纪》、朱璘《明纪辑略》等误载朝鲜李成桂世系，即将李成桂视作高丽末期权臣李仁任之子。此事最初载于《大明会典》，朝鲜王朝长期与明交涉，被视作宗系辩诬事件，影响深远。万历再修《大明会典》时，方得修正。清官修《明史》期间，朝鲜密切关注，多次派使臣前往交涉，也终得改正。没想到多年后，见到明清有关史书依然如故，引起朝鲜国王极度重视。英祖一方面派使臣前往清朝交涉，另一方面着手修订诸史。李玄锡所编《明史纲目》是朝鲜王朝最重要的明史书籍，朝鲜君臣都非常看重此书，但其参考了《明纪辑略》等书，英祖特地召见洪启禧，指令他为编校官，“裒集皇明记迹诸文字，取来鼎足山史库所藏《明史纲目》，增删编摩，俾成一统信史”。因为李玄锡《明史纲目》的重要性，最终只是将朱璘的说法删除，重刊此书。新刊《明史纲目》成，命藏于全国各地五处史库，颁赐朝中诸臣。此书新刊三个月后，洪启禧病逝。英祖获悉噩耗，“上悼惜，亲制祭文以下。启禧自称出入于儒门，好著述文字……”洪启禧生前深受英祖重用，死后也得英祖亲制祭文，可以说生前荣耀，死后殊荣。　　综上所述，洪启禧出身文科状元，入仕之后，颇受重用。尽管总是升迁，但从他任日记厅堂上官开始，就一直参与朝中修史活动。他的史才，不仅受到英祖赏识，也被当时人所称颂。他可以查阅江华史库中各类史书，包括各朝实录。一直到去世前三个月，他还主持了《明史纲目》的改撰与新刊。洪启禧的著史经历，充分说明他有卓越的史才。《文山先生详传》则是他独自编纂的，可以说是他的一部代表性史书。二、洪启禧编纂《文山先生详传》的时代背景与动机

　　洪启禧是英祖中后期的重臣与史官，编史纵贯了他的一生，更重要的是，在思想上，他是英祖“尊周思明”理念的推动者。他的日常公务与官方修史已相当繁重，为何一定要独自编纂《文山先生详传》呢？其有怎样的动机？这既跟他所处的时代密切相关，也与他个人志向密不可分。

　　英祖是朝鲜王朝在位时间最长的国王，当时也是一个极其倡导“尊周思明”理念的时代，洪启禧正是其“尊周”政策的推动者。1637年初，朝鲜国王仁祖在南汉山城之下，被迫臣服清朝，朝鲜王朝由明朝藩国变成了清朝藩国。但在儒家性理学的支配下，朝鲜君臣始终无法在思想上接纳清朝，将清朝视作夷狄，在文化上一直有着“尊明反清”的心态。从仁祖开始，历代国王为了确保王位的稳固，坚持倡导“尊周思明”思想，朝鲜性理学大师宋时烈从学理上大肆宣扬“尊周思明”理念的重要性，成为历代儒生遵循不悖的指导方针。英祖在位时，值清朝立国百年前后。朝鲜儒士们在“尊华攘夷”思想的指导下，时刻提醒朝鲜君臣“胡无百年之运”，担心清朝江山不久，认为一旦清朝被推翻，满人只能从关内返回他们的“龙兴之地”辽东，这样势必会给朝鲜带来难以估量的冲击和损失。故而，朝鲜英祖一方面外交上谨守藩国职责，定期派使臣赴清朝贡；另一方面在国内大力推行“尊周思明”之策，既组织官员编修多部宋明史书，同时将肃宗以来大报坛由崇祀明神宗一人，扩展为崇祀明太祖、明神宗和崇祯帝三皇。作为英祖重臣，身处这样的时代，洪启禧十分了解当朝的政治意识形态，成为英祖朝“尊周思明”政策的宣讲者和实践人。　　洪启禧系陶庵李的门人，而李师承宋时烈，故他敬奉宋时烈，一直致力宣传宋时烈的“尊周”思想，系宋时烈思想的继承与弘扬者。英祖二十二年(1746)十一月洪启禧任职日记厅堂上时，他刊印宋时烈“己亥独对筵说”，进呈英祖。这个“筵说”，实际上是孝宗晚年召见宋时烈于密室之中，谋划“反清北伐”之事。孝宗是一位对清朝有刻骨仇恨的国王，他继位之初，就大肆起用山林之士，高举反清“北伐”的旗帜，但很快就为清朝察知，清朝当即派大臣前来查证，孝宗只得将积极倡导“尊周”思想的金尚善、宋时烈、宋浚吉等人斥退。一直到他晚年，清朝才放松对他的监督，他才有机会将宋时烈等召回朝中。孝宗十年(1659)三月十一日，孝宗独留宋时烈于熙政堂，详谈“北伐”计划，提出“予以十年为期”，“养精炮十万，爱恤如子，皆为敢死之士，然后俟其有衅，出其不意，直抵关外”。这就是孝宗的“北伐”计划，也就是宋时烈“己亥独对筵说”的内容。事实上，这次谈话不久，孝宗就去世了，计划根本就没有可能付诸实施。但经过宋时烈等人的宣扬，其对朝鲜王朝后期“尊周”思想的影响相当深远。洪启禧为日记厅堂上时，特别将此刊印进呈英祖国王，成为他进一步宣扬“尊周”思想的依据。　　英祖二十三年(1747)五月二十九日，洪启禧被任命为大司成，为儒臣之首。掌议洪鼎猷特别提醒国王：“渠辈所秉者‘尊周’二字，而殿下每以诬上不道为教，臣尝慨然。”实际上是为洪启禧辩护，说明他对于英祖所推行的“尊周”准则，丝毫不敢违背。作为大司成，洪启禧上疏国王：“以三条陈白：其一，改题文庙位板，文宣王为至圣先师；其一，释菜祝文，不书清年号；其一，启圣庙，以程太中配享。”尽管英祖以“恶其纷更”，没有支持他的提议，但对他的尊周意识，表示赞赏。在成均馆祭祀时，不书清朝年号，乃系否认清朝正统的一种做法。实际上，这是洪启禧向英祖国王表明坚持“尊周”理念的态度。　　既然洪启禧生活在倡导“尊周”的英祖时代，他又是当时“尊周”思想最重要的倡导者，也就为我们探寻他写作《文山先生详传》的动机提供了依据。《文山先生详传》三卷本，封页上为篆体“文山先生详传”，三卷三册。书前有《文山先生详传序》，落款为“崇祯之三壬申日南至南阳洪启禧谨序”，后附己卯夏洪启禧的补序。其后有“文山先生小影”，即文天祥画像，附邓光荐、王幼孙的赞辞，接着为《续资治通鉴纲目所书文山先生事》。抄本《文山先生详传》卷一(天)、卷二(地)、卷三(人)，依次排列。“崇祯之三壬申”即英祖二十八年(1752)，洪启禧时为兵曹判书，兼任副司直。当时英祖称赞他“精神过人”，深受器重。此书完成于英祖二十八年(1752)，刊印则为英祖三十五年(1759)，用朝鲜之“芸阁活字”，刊若干部。书序曰：
　　是编成，久置巾衍，今借芸阁活字，印若干本。或曰：古人有愿为良臣，不愿为忠臣者，千载可慕，如丙、魏、姚、宋、韩、富诸人何限，而独有取于际极艰而以身殉之者乎？余谓先生之得为忠臣而不得为良臣，岂先生所乐为也！使其时君用先生早而专，贾似道、董宋臣辈不得售其谗构，则先生必能殚忠竭虑，内修外攘。颠者可以扶，危者可以持，岂至有皋亭之役、空阬之辱、燕狱之苦、柴市之祸哉！后世之为君臣者，苟详于先生之本末，则庶有所惩创，而忠谋智虑之士，各尽其才。其不为先生，而为丙、魏、姚、宋、韩、富者，亦未必不在于是矣！或曰：文山志大而才疏，虽见用，未必扶颠而持危，余谓有用而后才乃见。今可见者，只有《丙辰之策》《己未之书》《乙亥之议》，才疏者，能有是乎？善读者，自当得之，余无庸深辨。
　　洪启禧在序中，充分表达了他写作此书的用意：第一，文天祥作为忠臣的不易。历史上为良臣易，为忠臣难。中国历史上有很多名臣，像丙吉、魏征、姚崇、宋璟、韩琦、富弼等，他们都只是良臣，只要公正行事，做好本职工作，即可为良臣。像文天祥这样处于极严酷形势之下，历经磨难，以至于以身殉国者，方是忠臣。但这样的人少之又少，值得推崇。第二，即便有文天祥这样的忠臣，宋朝还是覆灭了，只是因为文天祥没有及时得到重用。当时所用之臣，如贾似道、董宋臣等皆为奸臣，等到国是日非、无可救药之时，文天祥也无力回天了，历经艰辛，最终以死报国。第三，针对有人质疑文天祥之才干，作者指出“有用而后才乃见”，尽管文天祥没有受到重用，但是从他留下来的数篇奏疏之中，即可见其治国才干，不能无端怀疑。正是为了消除这种质疑，弘扬文天祥的忠诚大义精神，洪启禧方赍志撰写此传。　　事实上，当时朝鲜君臣以中国历史上的诸葛亮、岳飞、文天祥为忠臣典范，并称为“三忠”。相比之下，洪启禧更加推崇文天祥。洪启禧撰此书，意在颂扬文天祥之忠义，在他看来文天祥较之诸葛亮更加可贵，更值得尊重。其曰：
　　忠至于文山先生，可谓至矣！有宋三百余年，祖宗之所培养、儒贤之所昌明者，得先生而始有以收效而结局。观先生之所遭，而后知天下之事变，乃有此极穷至险，人所不堪者；观先生之所处之者，而后知人臣之义理，真有此尽分尽诚，人所当为者。此殆三光五岳之气，储蓄精爽，以待夫阳九百六之运，生其人而应其会，以立万世。为人臣者之标准，岂止为一代兴亡所系而已也哉！世之谈忠义者，必曰武侯、文山，盖以其光明奇伟，质神明而无愧，有可以并称也。
　　洪启禧将文天祥视作宋代儒贤三百年培养的结晶，是宋代儒士忠义的代表；对文天祥所遭遇的险境深表同情，“极穷至险，人所不堪”，其惨状非人所能忍受者；且认为文天祥能忍受这样非人的折磨，尽“人臣之义理”，并非系一代之兴亡，而是为“万世”之标杆、“为人臣者之标准”，对他称颂备至。世人常把文天祥与诸葛亮并称，但在洪启禧看来，文天祥较之诸葛亮，更为难得，更值得尊重。诸葛亮有《出师表》，文天祥有《正气歌》，“读出师之《表》，诵正气之《歌》，泪不下而眦不裂者，无忠臣义士之心肝者也”。就忠义意义来说，文天祥较之诸葛亮更胜一筹，文天祥才是“至忠”的代表。诸葛亮较之文天祥更“平易安顺”，“君臣上下，无一疑贰”，“其所以赍恨者，不过天不假年耳！”诸葛亮壮志未酬，主要是天不假年而已。而文天祥“左掣右碍、百折千磨，集千古所无有之艰阨，备人世所不忍之冤酷哉”，远非诸葛亮所能比！文天祥所遭遇的各种磨难，“比如烈火焚灼，真金愈炼；狂澜屃赑，砥柱独屹，卒之雍容整暇，安身立命之地，乃在乎孔仁孟义，非天下之至诚大勇，岂与于斯乎？忠臣义士自古何限，而试取先生所列于《正气歌》者较挈之，虽以武侯之危忠血忱，犹不无夷险甘苦之差殊，其他尚何论也？忠至于先生，而后方可谓至矣。”洪启禧把文天祥视作古代忠臣的典范，无人能及，即便是诸葛亮也不如。在那样一个极力倡导“尊周”的时代，文天祥作为“至忠”的形象，就更值得推崇。　　事实上，英祖二十五年(1749)三月，英祖君臣经过三次大讨论，终于将大报坛由肃宗年间独祀明神宗，扩展为兼祀明太祖、明神宗、崇祯帝三帝，“尊周思明”思想进一步得以宣扬。次年(1750)正月，燕行使赵显命从北京购得文天祥画像，英祖大喜过望，这是一个进一步强化“尊周”思想的契机，遂决定安置其画像。从正月二十八日到三月十四日，英祖先后五次征求朝臣意见，最终将文天祥画像安置在永柔县的卧龙祠。此祠已安置了诸葛亮、岳飞牌位，加入文天祥画像后，这个祠庙由卧龙祠变为三忠祠，象征意义更加明显，成为朝鲜英祖时期跟大报坛类似的又一个崇祀中国先贤的祠庙和宣扬“尊周思明”理念的场所。正是这次安置文天祥画像的事件，刺激了洪启禧编撰此书的意向。洪启禧作为朝中重臣，亲身参与此事的讨论，对于英祖之热忱，了如指掌，感同身受。而作为当时朝中最重要的史官，他有编纂文天祥传记的责任感与使命感。在有关忠义论述中，洪启禧特别突出文天祥的地位，将这种尊崇推演到整个中国王朝，进一步强化了其象征意义。两年后，洪启禧就编成了《文山先生详传》。某种意义上说，正是英祖安置文天祥画像、祭祀文天祥，激发了史官洪启禧的责任感，从而催生了《文山先生详传》的问世。　　可见，洪启禧编纂此书，是顺应了朝鲜英祖时代倡导“尊周”理念的要求，加上他作为史家的责任感，而大报坛的扩建与文天祥画像的安置，则直接引发了他编纂此书的意向。他深感前人所编文天祥传“拘于体要，亦不能无恨”，有诸多不足，于是以文天祥的《纪年录》为底本，终成此三卷本《文山先生详传》。
三、《文山先生详传》的史源考察
　　每本史书都有史源。美国学者蔡涵墨认为，“传统中国史家的主要工作是抄录文本”，他在研究《宋史》传记时提出“基础文本”的概念，“指其最原始出处及最初作者可被清楚辨识的段落”，因而采取“文本考古学”的方式，去探寻《宋史》相关传记的史源。按照蔡涵墨的这个方法，几乎可以找到《文山先生详传》中每段史料的出处。　　洪启禧在序中说：“取先生遗集及正史、稗编，可以采入者，裒成此传。无甚义例，只以《纪年录》为准，而稍广之云。”某种意义上说，《文山先生详传》正是以《纪年录》为底本，同时抄录《文天祥集》中的《集杜诗》《指南录》《指南后录》《拾遗》等，并参考中国宋元以来诸家文天祥传而编成的。凡是跟文天祥生平有关的诗文、史料都是其参考和抄录的对象。其最重要的特色，是在叙述文天祥生平时，附上与其相关的文天祥自撰诗文，以作为佐证材料。可以说，他是以文天祥的自撰材料为依据，编成了一部三卷本文天祥传。其之所以要编这部传，因为“先生只字片言皆可以庄诵兴起，而《全集》浩瀚，难于领略。若其后人所述先生传，则拘于体要，亦不能无恨。”可见，作者在编此书时，很容易看到《文天祥集》以及其他各家文天祥传。一方面，他觉得《文天祥集》卷帙浩繁，不利于把握文天祥生平事迹；另一方面，尽管有多篇文天祥传，但他都不大满意。于是，他将这些材料，以《纪年录》为基础重编，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本传系历代文天祥传的集大成者。　　就史源而言，《文天祥集》是此书最重要的依据。那么，《文天祥集》版本如何，又是怎样传入朝鲜的呢？事实上，《文天祥集》版本有几个来源，古代多以《文山集》为书名。至元十八年(1281)夏，文天祥弟文璧面见文天祥后，携文天祥所托付著作，一起南归。元初，方由其孙文富编为五十卷，在家乡刊刻，但传世极少。元贞二年(1296)，又刻《文山集》三十二卷，次年刻《后集》七卷，此被称为道体堂本。这个版本传世极少，却成为后世各种版本《文天祥集》的祖本。明代以后，因为追慕文天祥其人，遂刊出各种版本的《文山集》，大体分成景泰本、家刻本两个系统。随着《文山集》的流行，朝鲜也很快得以传入。　　《朝鲜王朝实录》中有多处记载朝鲜君臣讨论《文天祥集》的刊行问题，最早出现在成宗二十四年(1493)正月。侍读官俞好仁启曰：“《文天祥集》，忠愤激烈，实为诗史，使人读之，自有感慨之心，印颁何如？”其请示得到批准，于是朝鲜刻印《文天祥集》，以广其传，并逐渐成为朝鲜士人阅读的日常典籍。宣祖十一年(1578)六月，经筵官李元翼请求刊行《文山集》，宣祖当即下教：“《文山先生集》，内藏有之。予曾读《指南集》，悲凉感慨者久矣，不忍见也。夫文山，夷、齐后一人而已。为万世人臣标准，可速印出颁之。”宣祖十八年(1585)七月初一，“命刊布文天祥、方孝孺、郑梦周文集。上欲崇表节义，以励风俗，故有是命，命卢守慎作序文。又刊行《岳王精忠录》，柳成龙作序文。”朝鲜历代国王把朝鲜忠义人士与中国历代忠义人士同等对待，常常将朝鲜忠义之士附在中国忠义之士后面，看成一个整体。可见，作为藩属国的朝鲜王朝与宗主国明朝在思想上的一致性。因为都以程朱理学为思想准绳，一同崇尚儒家忠义之士，故而在思想上，诸葛亮、岳飞、文天祥等也是其历朝历代共同尊奉的忠臣楷模。在洪启禧为官的英祖朝，国王也跟大臣讨论过《文山集》。英祖三十三年(1757) 十一月十五日，英祖召见儒臣，讨论宋代诸臣，英祖特别问道：“《文山集》亦有之乎？” 得到肯定答复，英祖进而特别称颂文天祥为宋代第一名臣。　　在朝鲜王朝诸家目录书中，有介绍《文山集》者。徐命膺受命编撰之《奎章阁总目》载曰：“《文山集》十本，宋丞相庐陵文天祥著。诗文十卷，《指南录》三卷，《集杜诗》一卷，附录一卷，并目录总十七卷。吴铨《序》云：‘《指南》二录，血泪为枯；《正气》一歌，川原动色。’历今五百年，而今人读之，凛然犹有生气。”推崇备至。《岭南各邑校院书册录》记录“《文山集》十六卷”，此书系庆尚道庆州府乡校各书院藏书目录。洪奭周(1774-1842)之《洪氏读书录》记录《文山集》最详，其曰：“《文山集》二十五卷，信国公文天祥之文也。公之文章皆忠义所发，不容以高下论。然或多骈俪工致，语皮日休谓宋广平铁心石肠；及赋梅花，乃清新妍丽，不类其为人，观于公尤信。至其歌诗，沉郁悲壮，而济之以才格，殆南渡二百年所未尝有。欲观公者，读其诗与《指南录》三卷足矣。”从朝鲜时代所流传下来的书目来看，《文山集》有十七卷、十六卷和二十五卷三种版本，十七卷本包括目录一卷，疑与十六卷本同。即便如此，也至少有两种版本流传，当系朝鲜刊行之版本。可见，《文山集》是朝鲜文人日常阅读的书籍，在朝鲜流传甚广，也成为洪启禧编纂《文山先生详传》最重要的史源。　　中国宋元明清以来，有多人编过文天祥传记。其中南宋遗民所撰，主要有邓光荐《文丞相督府忠义传》、郑思肖《文丞相叙》、龚开《宋文丞相传》等。元朝官私史家都有撰著，如刘岳申《文丞相传》、张枢《文丞相传补遗》、脱脱《宋史·文天祥传》等。明人所撰就更多，如胡广《文丞相传》、郭笃周《文丞相传》、黄佐《宋丞相文公天祥》、李贽《文天祥》、钱士升《文天祥》等；清朝也有陈弘绪《宋少保信国文公传》等，以元、明两朝为多。这些传记也有不少传入朝鲜，元官修《宋史》自不必说，而其他私人所撰传记，不少附录于《文山集》后《附录》部分，成为洪启禧《文山先生详传》的重要史源。从篇幅上来说，《文山先生详传》是最为详尽、部头最大的一部文天祥传。各家传记，内容参差，详略不同，列表如下，可见其差别。
表1   诸家文天祥传对照表
　　表1列出宋末到清代所刊各种文天祥传，将各传与洪启禧《文山先生详传》对照，可以看出其史源与内容特色。《纪年录》作为经文天祥手，由后人汇编而成的一种史料，直接影响了后人对文天祥传记的书写。龚开即言“取其始末为传”，龚传只是简单叙述了文天祥的生平，并未附录文天祥诗文，全文也只有二千三百余字。而真正影响最大的则是洪启禧的《文山先生详传》。尽管洪启禧参考了宋至清中国各家文天祥传，也包括元官修《宋史·文天祥传》，但他基本上是以《纪年录》为本，辅以文天祥诗文，重新叙述文天祥生平事迹，尽可能再现文天祥自己所呈现的状貌。诚如前面提到，洪启禧编纂此书时，正是英祖国王与诸大臣讨论崇祀文天祥画像不久。在秉持儒家华夷观的英祖年代，“尊周思明”风气正盛，给朝鲜士人灌输忠义精神，也正是为了强化现实中的“尊明反清”意识，从而强化英祖的正统地位。因为作为藩国国王的地位，虽然是要宗主国清朝的册封，但这种册封跟朝鲜性理学家所信奉的“尊华攘夷”的理念相违背，所以英祖就跟其列祖列宗一样，依然高举“尊明”大旗，把其塑造成为明朝以来中华正统的继承者与弘扬者，对于中国历史上忠义之士的崇祀，就是其中不可或缺的一环。该书正是在这样一种现实推动下而编成的，因而文天祥本身的记录就成为其重新塑造所依从的根据。从篇幅上来说，中国各家文天祥传中，《纪年录》是文天祥年谱，有两万余字，最长。其次是明人胡广的《文丞相传》，超过一万字；其余各传都只有几千字。而《文山先生详传》逾十万字，超过中国所有文天祥传的字数总和。为何此传如此之长？其参考过哪些史料？从下表中，可以清晰地反映《文山先生详传》所参考的资料。
表2  《文山先生详传》征引史籍表
　　表2中的《纪年录》《集杜诗》《指南录》《指南后录》《吟啸集》，都是《文天祥集》中的相关部分，表中也说明其在当今流行本中的卷次。此外，该书还征引了《文天祥集》中的对策、封事、内制、表笺、疏、讲义、行实、上梁文、书、启等，只要是跟文天祥生平相关的诗文，几乎无不被直接摘录。从上表可见，其以《纪年录》为本，《指南录》八成、《指南后录》六成、《集杜诗》逾四成、《吟啸集》近三成的诗歌，都被原原本本地抄录于本传之中，加上其他的对策、封事等篇章，充分展示了《文山先生详传》就是以文天祥自撰材料而编成的一部文天祥传记。在卷三的末尾，附上中国诸家文天祥传和相关诗文的论赞、评价，寄托著作者对于文天祥的崇敬之情。　　因此，尽管《文山先生详传》篇幅最大，字数最多，但主要的史料来自《文天祥集》，是以文天祥自撰材料为基础并参考中国诸家文天祥传而编成的一部文天祥传。

四、《文山先生详传》的内容特色与史料价值

　　诚如前面所论，《文山先生详传》三卷，逾十万字，在现代之前，是篇幅最长的文天祥传，值得重视。但几乎其所有史料都出自中国典籍，并未用过朝鲜史籍。该传是以文天祥生平事迹为纲，以文天祥的诗文为目，结合宋史背景而编成，内容选择颇有特点，有很重要的思想价值。

　　首先，就书名《文山先生详传》来说，有特别的意图。而三卷分法、时间断限，经过了仔细考虑，也有用意。书的封面为《文山先生详传》，这里“详传”二字，实有深意。该传不仅详叙文天祥生平事迹，以《纪年录》为本，将其所叙述的史实全部涵盖，还将他的诗文、野史、后人著述等，凡跟文天祥生平经历、心路历程相关的诗文、序跋、奏疏、制、诰、诏令等，全都附上。对于有争议的问题，进行考证；只要涉及文天祥者，皆囊括进来；跟文天祥相关的背景，也予以叙述。某种意义上，这部《文山先生详传》有学术专著与文献汇编合一的意味，故名“详传”。　　诚如前面提到的，《文山详传》最基本的架构来自于《纪年录》。《纪年录》：“正文乃公狱中手书，附归全文集注，杂取宋礼部侍郎邓光荐中甫所撰《丞相传》《附传》《海上录》《宋太史氏管发国实》《至元间经进甲戌、乙亥、丙子、丁丑四年野史》、平庆安刊行《伯颜丞相平宋录》，参之公所著《指南前后录》《集杜句诗》前后卷，旁采先友遗老话旧事迹，列疏各年之下。”乃是文集编者以文天祥自撰材料为据，并兼采相关史料编成的文天祥年谱，故附于《文天祥集》中，最大程度保留了文天祥的自传特色。《文山先生详传》以《纪年录》为基础，再以文天祥之《指南录》《指南后录》《集杜诗》《吟啸集》等为据，大量补入文天祥自撰诗文，这样以文天祥的材料建构文天祥的传记，成为此传最大特点。　　全书主干以《纪年录》为准，按照时间顺序进行叙述。卷一之前，先有文天祥画像，并引用邓光荐与王幼孙的文天祥像赞，以及《续资治通鉴纲目》中“所书文山先生事”。这实际上是给文天祥一个基本定位，乃沿袭中国宋、明对文天祥的基本定论。从时间上来说，卷一“天字卷”，记叙时间最长，从文天祥出生开始，一直叙述到度宗十年(1274)他39岁。先交代其世系，然后叙述其生平，只要文天祥写过与其生平相关的诗文，都附在相应年代后面，作为生平事迹的补充材料。如丙辰年(1256)，21岁参加科举，礼部会试，即将其《御试策》全文录入。次年葬其父于乡，又附上其所撰《革斋先生事实》。卷一主要叙述文天祥的家世、出生、科举、仕途、事功等，实际上这卷叙述他初入仕途，展露锋芒，也揭示着朝中政治的黑暗，文天祥受到朝中庸臣的排挤，一度归乡隐居。　　卷二“地字卷”，从恭帝德佑元年(1275)文天祥40岁开始，止于祥兴元年(1278)，只有四年时间。在元大兵压境，宋朝江山危在旦夕之际，文天祥率领乡兵，应时而起，北上勤王抗元；出使元廷却被执，文天祥想尽一切办法逃回南宋，其间之艰辛，细细陈述，并附上文天祥所写之诗歌，出使元营谈判，不幸被执，途中逃跑南归，又遇宋将不信任，九死一生；后来再受命抗元，转战江西、广东，不幸被执，一路被迫随元军前行，此乃文天祥一生中历经波澜、久经考验的阶段。这卷特点很明显：详述文天祥之悲惨经历，以他所经历的各种磨难为主线，刻画他不屈不挠的抗争精神；每个重要事件都以文天祥诗文为附录，加以详细说明。　　卷三“人字卷”，从祥兴二年(1279)到至元十九年(1282)，文天祥47岁时英勇就义，次年其灵柩归葬乡里。卷三始于祥兴二年正月初二日，述过零丁洋等情境，并附《过零丁洋》诗。洪启禧曰：“先生《指南后录》第一卷起此篇，止《东海集序》。第二卷起八月二十四日《发建康》，止《己卯岁除诗》。第三卷起《庚辰元月诗》，止《病目诗》。先生皆有小序。”接着详细叙述南宋灭亡之大战，以文天祥的观察，详述了这场关键性的大战。随之北上大都，在北京被关三年，与元君臣斗智斗勇，最终被忽必烈杀害，充分展现其杀身成仁的精神。最后附上宋到清中国历代文人所写的祭奠诗文，表达编者洪启禧的崇敬之情。　　总之，通篇刻画文天祥经历之奇险、亘古未有之磨难，以凸显文天祥之忠臣形象。同时，以文天祥的诗文为辅助，可以清晰地感知文天祥愈挫愈奋的心路历程，从而更增对他的崇敬之情。　　其次，洪启禧在作此传时，有强烈的政治意图，一开篇就给文天祥加上异常神秘的光环，表明文天祥注定是要赋予不平凡的使命，也更强化其象征意义。　　第二段刻意叙述了文天祥出生时的异象。“革斋公梦儿乘紫云下，已复上，命名云孙。既长，朋友字曰天祥……及擢第，理宗见其名曰：此天之祥，乃宋之瑞也！朋友遂又字之曰宋瑞，而通称之。”这里说明文天祥出生时的异象，天赋异禀，赋予他特殊才能和使命，他的名字亦显示这个异象。中国古代帝王或英雄人物的出生，常常被附会一些非同寻常的迹象，而以梦为题者很多，符合中国古代塑造人物的范例。随后又由宋理宗之言，点出了文天祥日后必有大作为。接着借用《宋史·文天祥传》中的话，描述其体态与年轻时志向曰：“体貌丰伟，美晳如玉，秀眉长目，顾烨然。稍长，游乡校，见学宫祠乡先生欧阳文忠公(修)、杨忠襄公(邦乂)、胡忠简公(铨)、周文忠公(必大)像，慨然曰：‘没不俎豆其间，非夫也。’”尽管从整体上洪启禧并不依从《宋史·文天祥传》的写法，但他并不排斥《宋史》，只要有价值，他就引用参考。前文表格中列出有五处史料出自《宋史·文天祥传》。此处引用《宋史·文天祥传》中的话，说明文天祥自幼就以宋代名臣为效仿对象。　　第三段又记一梦。“宝佑二年甲寅(十九岁)，梦召至帝所，帝震怒，责其不孝。先生哀诉以臣实孝！帝曰：人言卿不孝，卿言卿孝，赐以金钱四遣去。先生出门而震雷欲击之。自叹曰：‘幸免不孝之罪！而又不免雷击！’惊觉，汗如雨。”这是文中第二个梦，特别强调孝道。说尽孝是上天对文天祥的要求，若不孝会受到天谴，遭到雷击。文中将梦境与现实中的要求结合起来，给文天祥的传记添上一种神秘色彩，再次强调文天祥是有使命感的人。从一开篇，就给文天祥增加了使命感，用各种神秘的传奇故事，一步步将这种使命感予以强化。　　第四段记述文天祥中举之事，再提一神秘事件：“是岁春，先生过冷水坑(去先生家三十里)，在店傍巨石上更屦，店人胡翁言：‘早寒，愿饭而去。’其意甚勤。先生问故。胡曰：‘夜梦神龙蜕爪于石，觉而异之，扫石以待公，他日必富贵，愿垂怜。’先生诺焉(先生家人往来者，必饭其家，岁时翁媪至先生家，必优赠与)。”这是文中第三个梦，并非文天祥做梦，而是他路过之处，有胡翁做梦，因此厚待文天祥。同时也埋下了伏笔，以为文天祥是龙凤之人，他日必堪大用。以梦增添神秘色彩，寄予象征意义。　　第五段讲他中进士之经过，再度强化神秘感。他身体原本不适，踉踉跄跄到了考场，所作策论，“时帝在位久，政理浸怠。先生以法天不息为对，文思涌泉，运笔如飞，所对且万言。未时乃出，或谓有神物之助！”又是一个神秘力量显示威力！文天祥原本身体虚弱，甚至都难以行走，进入考场竟然超常发挥。这样一步步给文天祥的人生增添越来越多的神秘色彩，也就赋予其越来越大的寄托，因为越是伟大人物，其生平就越有神秘性。从一开始就塑造出了一种神秘力量左右着文天祥的一生。这样的书写方式，为下文叙述文天祥惊人的毅力、惊天地泣鬼神的气概作铺垫，他生来注定不平凡！“有司始置先生第五，帝览先生所对，亲擢为第一。二十四日临轩唱名，考官王应麟奏曰：‘是卷古谊若龟鉴，忠肝如铁石，臣敢为得人贺。’”借用考官的话，称颂文天祥“忠肝如铁石”。　　可见，此书开篇，就刻意将文天祥神秘化，给他加上很多神秘光环，预示着文天祥生来就有使命。特别记录几个梦，强化文天祥的神秘感，进一步强化其象征意义。此种写作手法贯穿整篇传记，在刻画文天祥光辉形象的同时，进一步增强其正统意义。　　再次，对于史料的采择，洪启禧有相当的主见。在书写文天祥生平事迹时，经常打乱《文山集》中的诗文顺序，重新编排。文天祥诗歌中的《序》，每每交代事情原委与历史背景，接着再附诗文。《文山先生详传》依据诗序的叙述，将其改编，陈述文天祥的经历，而变成了正文。《指南录》《指南后录》《集杜诗》等是文天祥自己写的，都是第一人称，洪启禧将其文字都改为第三人称，在《文山先生详传》中叙述其生平。一则叙述文天祥的经历和思想；二则也为下文诗歌的写作背景。征引之时，内容上几乎没有改变，文字顺序则有所调整，以更符合叙事格式。文天祥的诗歌则变成了辅助材料。如果没有诗序，没有介绍文天祥经历文字的诗歌，几乎都没被引用。即如《指南录》卷三中，有《泰州》《卜神》《旅怀三首》《怀则堂实堂》《忆太夫人》《即事》《纪闲》《声苦》等十几首诗未录。因为《泰州》以下几首诗，诗序叙述性的文字少，或根本没有，故而不录。这也充分说明作者是借助诗序来梳理文天祥的事迹，再附诗歌而已。　　同时，作者虽然引用很多文天祥的诗文，有时候也改动题目。即如《指南录》中，有《纪事四首》，乃是文天祥见到叛宋投元的吕文焕父子时，当即痛骂了他们一顿，并写了四首诗。在《文山先生详传》中，诗的题目改成了《记吕文焕事》。不仅打破了原诗的顺序，也改了题目，更为确切地指明系批评吕文焕父子的。这种改编，相当必要。又如《指南录》卷一《使北》，在《文天祥全集》原书诗序后面，附上八首诗，但并没有分别给予题目。洪启禧依据诗序改编为：“虏既劫诏书，布告归附，又逼幼主拜表献土。吴坚、贾余庆、谢堂、家铉翁、刘岊五人，奉表北庭，号祈请使。”然后附上八首诗，且加上了新的题目，分别为《咏余庆》《咏坚》《咏岊》《咏堂》《咏铉翁》，末尾《自咏三首》。而将原来《使北》这个标题删除了，充分显示作者的创造性。这是洪启禧采择《文天祥集》中的诗文所采取的办法，很有意义。　　最后，作者重视评论和史实考订，评论以表达其思想观点，并考订澄清历史真相。《文山先生详传》中低一格将议论性的文字附上，议论多，目的在于突出文天祥的忠义精神。在卷首部分，将《续资治通鉴纲目》“所书文山先生事”，逐条抄录下来之后，有一段很长的议论曰：
　　《周氏(礼)》曰：“杀不当杀也，不去其官，予其不失所守也。”合始末观之，是故书“起兵勤王”，所以嘉其殉国也；书“救常州”，所以嘉其急君也；书“伯颜执天祥”，所以嘉其不屈也；书“亡入真州”，所以嘉其避难也；书“天祥至自温州”，所以嘉其心宋也；书“次于汀州”，所以嘉其援难也；书“诛吴浚”，所以嘉其讨罪也；书“复梅州、败元军”，所以嘉其敌雠也；书“收兵复出丽江浦”，所以嘉其不挠也；书“袭执于五坡”，所以嘉其忠事也；书“至燕不屈”，所以嘉其守义也。然则天祥始终为宋，未尝少渝，今而慷慨杀身，犹人所难，诚无愧于古人成仁取义之心矣。虽然天祥忠宋理所当然，世祖杀之则为悖义。苟因天祥不屈，赦之自便，正所以劝为臣之不忠者，必欲杀之，谓如何耶？噫！当时俛首事元者，是必有所愧矣。书“杀而不去其官”，既以予天祥之全义，又以讥世祖之悖义也。
　　这段议论，大有意味，试释之如下：第一，朱熹最初创立《资治通鉴纲目》，其意在宣扬程朱义理，明人商辂续修《续资治通鉴纲目》，目的是发扬朱熹所主张的儒家义理。而《文山先生详传》一开篇，就摘录《续资治通鉴纲目》中有关文天祥史实的条目，逐一解说其用词所包含的用意，竭力凸显其大义精神，奠定全书基调。第二，从文字的多少来说，这一段解说比摘录下来的文字还多，从文天祥所行的每一条史实中，阐述其大义精神，具体而微地呈现了文天祥所遭遇的艰险，以称扬文天祥的伟大。第三，宣扬文天祥“始终为宋，未尝少渝……慷慨杀身，犹人所难”的大义，同时指责忽必烈杀他乃“悖义”，最后一条“元世祖至元十九年冬十二月，杀宋少保、枢密使、信国公文天祥”，书“杀而不去其官”，“既予天祥至全义，又以讥世祖之悖义也”。这样的解说开宗明义地表明作者的立场，高扬文天祥的忠义形象，歌颂他舍身成仁的大义精神，揭橥该书最主要的目的，鲜明地表达作者的著述宗旨。　　他将全书中考订文字用小字标出，看起来一目了然。即如讲到文天祥37岁致仕之事说：“八年壬申(三十七岁)，先生既数斥，遂援钱若水例致仕。”然后小字附上考订文字：“此出《宋史》本传，而胡广所撰传仍之，然也。《纪年录》出于先生手笔，而无是语。且乙亥勤王，则固无论致仕与否，而是岁既致仕，则癸酉之领湖南事，甲戌之赴赣州又何也。是诚有不敢知者，而姑从史传存之。”这段考订语很重要，说明作者并非完全遵循《纪年录》，尽管《纪年录》是他编订《文山先生详传》的基本史料，但还是参考其他材料，即如《宋史·文天祥传》，作为补充材料。文天祥自定《纪年录》没有记载这条史料，甚至于这一年都没有事迹，但以《宋史》本传补充此事。文天祥37岁致仕的事情，在朝鲜广为流传，朝鲜诸臣常常以此为例，请求国王批准致仕。洪启禧也熟知此事，即便《纪年录》中无载，他也要补充进去。接着引述《指南录》第一篇《赴阙》，也有一小段文字曰：“先生《指南录》第一卷起此篇，止《使北》诸诗；第二卷起《杜架阁》，止《沈颐家》；第三卷起《定计难》，止《哭金路分应》；第四卷起《怀杨通州》，止《自叹诗》。先生有《自序》，又有《后序》。”交代《指南录》各卷的起止诗篇以及《自序》《后序》的情况，主要介绍《指南录》一书的情况。　　此外，该书大量征引文天祥的诗文，诗文主要来自当时朝鲜流行本《文山集》，这反过来有助于订正《文天祥全集》中的有关篇章。事实上，《文天祥集》版本研究表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搜罗到的文天祥的诗文不全，有两个流传系统，舛误也不少。但前人研究中，尚未关注到传到朝鲜去的版本情况，而该书中征引不少文天祥诗文，对于重新校订文天祥文集，提供了一种可资参考的新资料，有助于重新订正相关文字，甚至文章标题。事实上，在笔者研读之中，确实发现一些不同，文字不同、文章标题不同、编排不同，都出现过，所以这样就给重新编订文天祥全集提供了一个新的参照对象。《文天祥全集》乃元朝时才刊出的，凡提到元人，书中原本用“虏人”“夷”“胡”者，皆改为“北人”“北”，完全失去原来贬斥之意。在该书中则一律恢复原来之用词，以便更符合文天祥最初之用意。这样的用词贯穿全文，能够更恰当地表达文天祥“尊华攘夷”之心路历程。如：“始，虏人之款诸宰执于镇江府也，惟吴坚以病不离舟，先生为遁计，宿府治，即托故还里河舟中。虏亦不之疑。先生得以坐卧于沈颐家。初，虏人分遣诸酋监、诸宰执。从先生者曰王千户，狼突可恶，相随上下，不离顷刻。”此出自《指南录》卷二《出门难》之诗序。不仅将“北人”改为“虏人”，也将原书第一人称“予”改为第三人称“先生”，是一个典型的修改案例。像这样的修改，贯穿全书，对于订正《文天祥全集》，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综上所述，《文山先生详传》虽以《文山集》中文天祥自撰诗文为据，进行改编，叙述其生平经历，但从一开篇就以梦等为据，给文天祥塑造一种神秘的光环，寄托着一种天赋使命的正义感，为下文铺垫着正统的光环。在征引、利用文天祥诗文之时，洪启禧有着一定原则，透过诗序，再现文天祥的生平轨迹。对于所征引的诗文，常常改变题目，调整顺序，改写文字，以符合全书的需要。此书不仅有助于了解朝鲜对文天祥的崇拜，也有助于修订既有的《文天祥全集》。


余论
　　此书编成后，即有芸阁活字本，也是迄今为止所见的唯一的刊本。随着正祖继位，洪启禧的著作被禁，但此书依然有所流传。此书被朝鲜朴周钟《东国通志·艺文志》《增补文献备考·艺文考》《西库藏书录》三种目录书收录，后二者皆系朝鲜王朝官修目录书，可见，当时官私双方都关注到该书。前二者皆曰本书为一卷，《西库藏书录》则曰“《文山先生详传》一件三册”，西库乃奎章阁内阁之分库。奎章阁系朝鲜王朝宫廷书库，“分内阁、外阁、江都外阁。内阁有摛文院、奉谟堂、移安阁(又称书香阁)、阅古观、皆有窝、西库等不同书库……中国本(华本)藏于阅古阁和皆有窝，朝鲜本(东本)藏于西库”。可见，尽管正祖时洪启禧的著作被禁，但《文山先生详传》依然收藏于奎章阁之西库，并未被清除，但在朝鲜的传播受到影响，以至逐渐不为人所知。即便如此，依然不能否认其价值。　　从唐代开始，形成了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世界。周边各国采用汉字为官方书写文字，以儒学为官方思想准则。朝鲜半岛、中南半岛等地与中原王朝建立了稳定的宗藩关系，朝鲜王朝被视作明清两朝典型的藩属国。这已成为学界的一种共识。事实上，其表现在诸多方面，而对中国历史上忠臣义士的共同崇奉，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面向，可以深化相关认识。　　诚如克罗齐所言“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不管中外，对于历史的认知，总是史家以当前的社会文化、思想认知、政治环境为参照，史学著作也系史家思想的体现。朝鲜对文天祥的接受以及洪启禧撰写的《文山先生详传》，也恰恰印证了这个道理。文天祥自元初就义以后，在中国后世一直被视作忠臣而受到尊崇，历代文人墨客撰写他的传记，官方修建庙宇，将其列入文庙崇祀。尽管时间上有些滞后，但是这种尊崇的风尚也传到周边，且以朝鲜王朝最具代表性。随着《文山集》在明代传入朝鲜王朝，并成为朝鲜儒士们日常的阅读典籍，他们熟知文天祥的英勇事迹。当1637年朝鲜被迫臣服清朝之后，尽管政治上被迫臣服，但其文化心态上受性理学“华夷观”的影响，始终无法认同清朝，而将其视作夷狄。在最初百余年间，朝鲜高举“尊周思明”的大旗，以宣扬其为明朝正统的继承者，从而解决现实中的正统危机。洪启禧生活的英祖时代，正是朝鲜王朝极力倡导“尊周”的年代。英祖国王想方设法推行“尊周”策略，扩展大报坛，编修宋明史书，而当燕行使从北京购来文天祥画像时，他又力争将文天祥加以崇祀，并最终将画像安置在永柔县的三忠祠中。作为英祖朝最重要的史官与重臣的洪启禧，以撰史为己任，在文天祥画像奉安两年后，即编成三卷本《文山先生详传》，借以弘扬文天祥的忠义精神。这实际上是将文天祥的忠义精神纳入了朝鲜“尊周大义”的大环境之下，使其成为朝鲜诸臣尊奉的对象。诚如陈永明讨论清人对于张煌言的纪念时说：“嘉庆以后，在政府与地方士绅的互动下，全国各地昭忠祠与日俱增。在朝廷旌恤和地方祭祀活动的互相配合下，张氏祠庙中所供奉的，已不单是南明忠臣，更是在传统社会中具有象征意义的历史完人——儒家思想的殉道者、后世人臣的典范，以至天下万民的楷模。”朝鲜将文天祥与诸葛亮、岳飞同祀于三忠祠，其意图也类似，寄托着朝鲜王廷对于诸臣“忠君”的期望，以文天祥为榜样，强化朝臣对国王的忠心。　　洪启禧顺应这样的时代要求，编成《文山先生详传》。该书以《纪年录》为本，广泛征引《文山集》中的诗文，以文天祥留下来的自撰材料，兼及中国历史上各家文天祥传，编写成的一部集大成的文天祥传。洪启禧试图从文天祥传记的历史书写中，贯注当朝“尊周崇明”的意识，宣扬“忠君报国”的思想，赋予其当代意义。此书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是部头最大、事迹最详的文天祥传，是集综合性、资料性、研究性于一体的文天祥长篇传记。反过来，也可以其所征引的文天祥诗文为据，进一步订正国内既有的《文天祥全集》，从而全方位推动文天祥相关研究的进一步深入。此书迄今不被国人所知，值得我们重视。本文作者孙卫国，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原文载《世界历史》2022年第2期。因微信平台限制，注释从略。如需查阅或引用，请阅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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